在清代，于成龙被康熙皇帝称赞为“天下廉吏”。事实上，他不仅是个廉吏，更是个能吏，他做事只管对错，不计风险，胆子之大，令人咋舌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8）春，于成龙就任福建按察使，负责纪检和司法。他发现监狱人满为患，这数千囚犯都是因为违反了《迁海令》。原来为了对付台湾的郑经等反清势力，清朝颁布了《迁海令》，严禁民间商船私自入海，有违禁者，不论官民，俱行正法。特别是对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吏，失察或不追缉，从重治罪；保甲不告发的，即行处死；严重的，甚至要追究到巡抚、总督。在这样的严令下，福建的官员采取的策略是宁可多抓、错杀，也不漏网一个，至于有多少是冤枉的，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于成龙通过调查发现，这些百姓出海捕鱼，经商贸易，都是正当的生计，并非给敌人提供后勤补给。面对数千人的冤屈，于成龙坐不住了，他向巡抚吴兴祚、总督姚启圣请示，要求释放这些人。吴兴祚和姚启圣怕被追究责任，全都一口回绝，不敢答应。照理说领导表了态，这件事也就至此为止了，谁愿意为了几千百姓的生死，搭进自己的前程呢？可于成龙还不甘心，经过彻夜深思，他亲自登门，找在福建领兵坐镇的康亲王杰书申诉，他抱着案卷材料，据实以告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杰书是天潢贵胄，又是更高统帅，没那么多可担心，最终被于成龙打动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数千渔民因此保住了性命，他们无不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

因为清理冤狱政绩突出，于成龙被“特简”，即破格提拔为布政使。官虽然升了，可不久于成龙就发现，自己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。

因为对台作战，当时有数万名八旗骑兵驻扎于福建，这些人不仅要吃饭，每天几万匹战马也要吃草料。八旗子弟素来骄纵，哪里肯亲自铡草喂马，于是便向地方征集“莝夫”（即铡草的民夫），人数多达数万人，弄得地方苦不堪言。在地方官员的一再要求下，朝廷曾禁止再征“莝夫”，可八旗子弟仗着自己是特权阶级，又在为国打仗，强烈要求康亲王杰书继续征调。杰书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利益，再次要求各地照旧派夫，这就激发起了一次严重的群体性事件。

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正月，知县祖寅亮、姚震等人拒绝执行康亲王这道命令，八旗官兵于是聚集到县衙闹事，逼迫知县派夫；而百姓听说此事后，突然停业罢市，聚集在街上，群情汹涌，大规模的民变一触即发。紧急关头，于成龙挺身而出，他代表地方官员向康亲王杰书上了一封公开信《公上康亲王求罢莝夫启》，接着又以自己的身份，向康亲王上了一封《再肃上康亲王启》，指出民心得失，关乎天下的道理，请求他收回成命。杰书一看事情闹大，思忖再三，只好顺坡下驴，不了了之。

事后，许多人都为于成龙捏了一把汗，因为在清人统治之下，满人比汉人要高一个等级，官员抗命，百姓闹事，那都是掉脑袋的事，于成龙躲过一劫，实在是万幸。

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初，泉州因为处在对台作战的前沿，米价飞涨，兵民交困。总督姚启圣一方面向朝廷申请捐济，一方面自己捐出五千两白银，同时令下属各司道府必须捐齐五千两，共筹集一万两白银，在省城福州买米五六千石，火速运往泉州，这事又落在了身为布政使的于成龙头上。

于成龙没有简单地按姚启圣的命令办理，因为此时省城福州的米价也在上涨，每石米已经涨到二两一二钱左右，如果这时候再大量购米，米价势必继续飞涨，这里的军队和百姓也难以承受了。经过一番思索，于成龙决定改买米为借米。他恳求巡抚吴兴祚下令，从粮道手里借出为康熙十九年秋天储备的粮米，闽县提供了一千石，侯官县准备了两千石，于成龙自己再筹集了两千石，共凑齐五千石，先行运往泉州。等上游的外省米运到后，陆续补还这批秋粮米。由于没有从市场采购，避免了大米紧缺，福州的米价不升反降，很快跌到了每石一两左右。姚启圣是个理财高手，得知于成龙通过借米还米、临时周转的方式，既救了泉州之急，又平抑了福州飞涨的米价，不仅没有追究他不执行自己命令的罪过，反而对他称赞有加。

于成龙敢想敢干，源自于他做官和为人的理念。当初他得到赴任广西的任命，好友以那里条件艰苦为由，劝他不要去，于成龙回答说：“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，誓勿昧‘天理良心’四字。”“天理良心”在于成龙看来，就是“见利勿趋，见害勿避”，公平正义是一个人的良心所在。人常说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，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信仰，就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于成龙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展示。

清风慕竹